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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臺灣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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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給所有生於臺灣及不曾生於臺灣的同胞們

 

 

 我是大陸人,生平只去過臺灣兩次,每次停留的時間都沒超過一星期。第一次是2004年初去做《靜水流深》的新書發表,第二次是2014年底,去參加紀錄片《自由中國:有勇氣相信》的影院發布會。

 

兩次走馬觀花的臺灣體驗,給我留下許多美好的印象和回憶。前兩天在網上看到一篇附有許多圖片的文章《遇見屬於你心中的臺灣》,我不知是被哪句話、哪張圖片觸動了,莫名其妙就開始流淚;當我試圖去理解自己為何被觸動、為何會流淚時,我驚訝的發現:這竟然是一種鄉愁。

 

是的,鄉愁。

 

於是我想起了2004年初離境臺灣時的一次「遭遇」。完成了《靜水流深》的新書發表後,我要從桃園機場返回澳洲。

 

出境時,海關人員依例檢查我的護照,卻發現上面沒有入境章,找來找去就是沒有,工作人員一下子變得非常緊張。

 

我也萬分緊張起來,拼命在記憶中搜索,但也怎麼也想不清。入境那天,我的出版社和一些熱心幫忙推廣《靜水流深》的人士想安排我趁當時的副總統呂秀蓮去觀看當晚的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時與她見面。為了趕時間,我不知他們用了什麼理由,直接將我從貴賓通道帶出關,沒有去普通的出口排隊,出機場後直接拉上車就走了,留了另一個人替我等行李。

 

就這樣,我們一路風馳電掣趕到劇場,在那裡我第一次見到了我的出版社老板沈怡女士(之前都是在電腦上通話),也見了呂秀蓮副總統。接下來數日,就是到各處去出席發布會、接受媒體採訪等,臨走前還被安排拜會了李登輝。整個的行程非常滿,幾天下來仍然有如在夢中的感覺。

 

由於入境時我一路都被推拉著跑,記憶中根本就想不起來入境章到底蓋沒蓋,或何時蓋、蓋在了哪裡。由於護照上確實沒有,我只能一口咬定,說入境時海關沒給我蓋章。

 

這一下問題就大了。入境沒有蓋章?好像對海關就成事故了。於是工作人員又找來上司,把我帶到另一個房間,好幾個人對著電腦忙,還不停的跟不同的人通話。

 

我不知他們忙些什麼,又到底該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眼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我也開始跟他們一樣急出一頭汗來:誤了飛機可怎麼辦?

 

印象中,大約足足急了四十分鐘,我才突然福至心靈,想起還有一個什麼跟入境簽證相關的文件(或許也就是簽證本身)沒跟護照放在一起,而是放在另一個地方了。

 

於是我趕緊找出這張文件交給他們。謝天謝地,入境章赫然蓋在這張紙上!

 

這時,我沒有大一口氣的感覺,而是不由自主地想:因為我忘了這張紙,害他們緊張這麼久、忙了這麼久,他們得怎樣訓斥我?

 

那時我剛從中國大陸出來不久,從沒去過臺灣,遇到這種事,第一反應很「自然」就是防御性的:預想自己會挨訓,然後先把頭皮放硬,以便把這頓訓斥「硬頂」過去。在中國生活許多年之後,身體上似乎已經「自然」形成的這種「應激反應」式的機制和機能了。

 

出乎意料的是,海關官員們絲毫沒有罵我、怪罪我的意思,臉色也一點都沒有變得更難看,而是溫和溫暖的說:「啊,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快走吧,別誤了飛機!」

 

一晃十二年過去了,當我發現臺灣在我心中留下的種種,已經發酵成一種鄉愁時,這一刻的意外和感動,仍然那麼新鮮,在第一時間就湧上心頭。雖然我現在已經明白,對於臺灣的海關人員,那只是他們的「正常」狀態,而對於我這種提著全身的勁兒準備「對抗」責罵的可憐的大陸人來說,那一種不必提勁、不必提防、不必防御的輕鬆,是多麼的不習慣,又是多麼的令人感動啊。

 

種種的感動和意外,還有太多太多。

 

比如,那天見完呂秀蓮、跟她坐在一起看完新年晚會再回到旅館時,已是深夜了,這時才得知行李未能隨機到,據說被誤送到夏威夷去了,要幾天後才能再送回來,可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是新書發表會,要見記者的,沒有正式的衣服穿可怎麼辦?

 

深更半夜的,除了沈怡女士拉著我滿大街跑,試圖找到還開著門的商店外,為我的新書寫序的臺大新聞所教授張錦華也漏夜跑到她母親家,試圖從她母親的衣柜裏扒出幾件我能穿的衣服。

 

再比如,當我為了能夠出版全球第一部揭露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和勞教所黑幕的長篇紀實文學而不得不拋家舍業,流亡異國,並為此付出九死一生的代價後,我其實並沒有信心能不能找到一家敢出這本書的出版社。要知道,多少實力雄厚的全球性大公司都為了中國十幾億人的大市場而不得不看著中共的眼色行事。

 

因此,完成寫作後,我只能上網胡亂搜了幾十家臺灣和香港出版社的電子郵箱地址,然後一古腦把書發出去,心想:就算誰也不敢出,至少我給幾十個出版社老板看到了。當時最大的期望值,只是在網上發表這本書而已。

 

沒想到,書發出後幾小時內,就收到來自臺灣智慧出版社沈怡女士的回信,她說我郵件中關於書的簡介(cover letter)寫得不錯,但她要看完書後才能判斷這書到底怎樣值不值得出。

 

她用一個週末的時間加班加點看完了二十多萬字的書,週一就聯繫我,週二我們就基本達成了出版意向。當時我並不知道她的出版社有多大的實力,只想:她是第一個回復的,我就給她出,早一分鐘揭露勞教所的黑幕,對我、對上億的還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都是極其重要的。

 

後來我才慢慢了解到,智慧出版社並不大,而且也有在中國做生意的計畫。但沈怡女士說,身為出版人,身為前記者,遇到用生命寫就、為弱者和正義發聲的書,她不會放棄自己的立場。為此,我深深佩服和感激。

 

不過,正當我與她商量出書合同細節時,在此之前接到我投稿的《看中國》網站也開始連載我的書了。我立刻將此事告訴她,她的第一反應是:你讓網站把書拿下來。是啊,於她,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反應:如果網上已經有了,書還怎麼賣?

 

我說:對不起,我已經答應給人家刊登,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不能拿下來,您要是覺得不妥,那書我就不出了,有網絡版就行了。

 

我當時真是這樣想的,我想書能第一時間從網上傳入中國最重要,有沒有印刷版,我不是最介意,因此心中做好了放棄印刷版的準備。

 

沒想到,我這樣的「任性」,沈怡女士在沉默一會兒後居然也接受了。她只是說:你能否讓他們連載得慢一點,三個月內,不要超過一半的內容?我保證三個月就把書推上市。

 

這樣的結果,當然讓我喜出望外,不僅網絡和印刷版都有了,而且還加快了印刷版的出版速度。我沒想到,身軀那樣瘦弱的沈怡女士,能這樣果敢,這樣包容。

 

關於臺灣的美好記憶,還有許許多多。比如,住在法輪功功友家時,受到的種種無微不至的照顧,包括早上眼一睜開,就已在床邊的美味早餐;比如,在國父紀念館看到的一堆無人照看、卻沒有人怕它們會丟的書包;比如,在人來人往的高鐵站,功友敢於把嶄新的蘋果手機、錢包、鑰匙串都一古腦掏出來放地上,然後閉著眼睛煉功,絲毫不擔心東西會被偷走或搶走……

 

當然還有各種地方的秩序井然、各種聲調的溫柔臺灣話、夜市裏各種美味的小吃、故宮博物院中的珍寶、服務良好、而便宜得令人吃驚的出租車,以及誤差不超過數秒的便捷的高鐵,還有那些電影院裏排著大隊等著我和《自由中國》的宣傳大使、「老外」郝毅博簽字,讓我非常不適應的當了一把「名人」的單純而熱情的大學生……


 

臺北國父紀念館地上,一堆無人看管的小書包。書包的主人們──一群臺北漢家幼稚園的小朋友們,到別處玩耍去了。(曾錚攝)


小朋友們遊玩結束後,撿起地上的書包,列隊離開。(曾錚攝)

 


 

本杰明·富蘭克林有句名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祖國(Where liberty dwells there is my country)。」曾經,我非常敬佩這種「徹底看透」的境界。曾經,我也認為,為了真理、自由、尊嚴和信念,我願追隨這種境界,我也能超越人所劃分的國籍、民族和種族的界線,天地間四海為家。

 

因此,當我為揭露迫害、追尋自由,不得不拋棄家園、拋棄國籍時,當中領館趁我父親病危以當特務為條件將回國簽證作為誘餌讓我出賣良心之時,我曾毫不猶豫一次次決絕的斬斷鄉愁。

 

也因此,在經歷過太多的試圖將鄉愁變為脅迫工具的丑惡、當我以為自己再也不會為鄉愁流淚之時,十二年間未曾留意、但已不自覺間珍藏於心的臺灣和臺灣人民的良善,才能如此意外地逆襲,讓我流下如此滾燙、如此甜蜜、如此清心,卻又慢慢變得如此酸楚、如此令人心痛心悸的鄉愁淚。

 

但不管怎樣,我想說:

 

謝謝你,臺灣;謝謝你,我美麗的臺灣鄉愁。

 

 

 

20163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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