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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水流深》(16)第四部 劳教血泪 3 第二章 移监天堂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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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河劳教所(明慧网)

谨以此书献给 走向未来纪元的人们
《静水流深》(16)第四部 劳教血泪 3
第二章 移监天堂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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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心洗脑

  “天堂河”是个地名,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劳教所建在这里,所以“天堂河”荒诞地也成了劳教所的名称。

  “天堂河”的入门程序跟调遣处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一间水房进行搜身,这让我有机会用满是污渍的手捧几大口自来水喝。

  等一切就绪,天已黑透。我们五十一个新来的被编做四个班,每班十几个人。四个班组成一个新中队,叫“入所队”,意即新进劳教所的队。我和王可被编进三班。

  镇压法轮功前,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一共只有两中队:一中队和二中队。一中队全是吸毒的,叫“粉儿队”,意即都吸“白粉”;二中队,主要是卖淫、盗窃、抢劫、卖黄色光盘的组成。

   劳教所第一个法轮功学员是1999年10月进来的,第二个是11月,第三批是2000年春节进来的,然后就是5月26日进来的一大批,共三十多人。这批 人跟我们同时被判劳教,不同的是她们没先待过调遣处,而是在原来的“北京市犯罪人员遣送处”短暂停留后,就直接送进劳教所,分散编进原有的两中队。

劳教所平面示意图(作者绘制)

  劳教所有两幢一字排开、相隔十几米的四层楼宿舍,每座楼前各有一操场,电动大门在操场另一边。宿舍后面从西往东依次是食堂、一个能容纳约四百人的礼堂、锅炉房和两座车间,然后就是外面的一圈高墙,紧挨着高墙处有些破旧平房。

  紧闭的大门东边有幢小楼,叫“团聚楼”,医务室和家属会见室都在这里。西边是“监狱中的监狱”──集训队和禁闭室所在地。据说是新盖的,一看就比劳教所其他房子新,外表呈蜂窝状的六边形,有说不出的怪异和诡秘。

  “入所队”和一、二中队同住东面那幢楼,每队各占一层,互不相干;西面那座关着“少教队”四十多个十几岁的少年男犯。男、女劳教所互换时,他们没跟着其他成年男犯搬走,大概那边地方不够吧。

  来之前就听春玲说,到了劳教所就可洗澡了,就寝前小哨终于来领我们到水房,给我们二十分钟。

  水房没有淋浴设施,只有两排洗脸池,八个水龙头只有四个是好的,班里四个吸毒的一上来就占了三个,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只有一个水龙头可用,只能轮流用最快的速度用脸盆接点水端到一边去洗,好将水龙头让给下一个人。

  想在二十分钟内洗净三十多天攒下来的污垢可是大不易。我飞快擦着身子,生怕时间来不及。刚洗没几分钟,就听小哨在外边叫:“曾铮!队长找!快穿衣服!”

  没容我将身上的水擦净,小哨就催促我进了警察值班室。

  值班室只有一个年轻警察,她皱着眉嘟着嘴,像在跟谁生气似的。心不在焉问了我几句话,既同情又不理解:

  “你们这样折腾有什么用呢?国家能听你们的吗?白白来受这个罪!”

  我看看她那张年轻的脸,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只说了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她愣了半晌,似乎再想不出别的词儿,就生气地说:“回去吧!”

  后来我才知道,劳教所漫长而残酷的“攻心”和“反攻心”、“洗脑”和“反洗脑”、“转化”和“反转化”这就算开始了。对其他类型的人来说,到劳教所就是干活挣分,攒分评奖,争取提前回家,或者到日子走人。而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硬的不行来软的

  回到班里,其他人都洗完了,在小凳子上枯坐着,不许睡。功友赶紧问我什么事,听说只是问了几句话,大家才放松。调遣处是动不动就把人叫出去电一通、揍一通,常看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在那样的环境待久了,对那些事已见多不怪,这里没把我怎么样,大家反倒有点意外。

   慢慢才知道,这是他们精心设计的陷阱。调遣处的警察先充当“恶人”,用电棍、不许说话、不许抬头、不许洗澡、不许洗衣服、长时间蹲、站…等高压手段,进 行最残酷的“严管”,让你没有半点人格尊严和自由,让你心理上的承受超过极限;然后再由劳教所这边扮演“善人”,不再要求你“低头抱手”,每天洗漱时间延 长到五分钟、甚至有套换洗衣服等。

  在你全神贯注准备应对更残酷的折磨时,环境骤然松弛,反过来“和颜悦色”地待你,“无微不至”地 “关怀”你,用一“紧”一“轻”的强烈对比,在你的心理造成巨大落差,然后问你:“你看,法轮功好还是劳教所好啊?你炼法轮功炼进劳教所了,李洪志在国外 好吃好喝的,也不来救你;可是队长们对你们怎么样啊?我们没有拿你们当犯人,只要思想上转过弯来,国家照样还当你们是人民……。”

  有人一下子就从心理上被击垮了。硬的不吃,软的总吃吧?软的不吃,再上硬的也不迟,反正有的是时间慢慢整治你。

   十二月来的一个学员就是这样被“转化”的。北京十二月的天很冷,温度早降到零下。我们在调遣处是热得受不了,她们在那里则天天冻得直哆嗦。搜完行李,有 棉袄、厚毛衣也不让穿,一律打包放到库房,每人只许穿件薄毛衣坐在班里,门成天开着,嗖嗖的冷风不断灌进来,洗脸巾都冻得硬梆梆。她们白天黑夜都被冻得牙 齿打颤,从没暖和过。有个学员脚趾被冻出好多像烫伤的大水泡,连鞋都穿不进去,走路也很困难,一到晚上还奇痒无比。

 

法轮功学员被冻坏的双足(明慧网)
法轮功学员被冻坏的双足(明慧网)

  她咬牙忍着,从没叫过苦,被移到劳教所后,中队长来“关怀”她,允许她在班里穿拖鞋、带她到医务室去拿冻伤膏、每三两天就殷勤探问。受惯“压榨”的人,在这么一点“关怀”面前却受不了,于是她痛哭流涕掉进这个精心构造的心理陷阱,顺水推舟就被“转化”了。

赌气写保证

  枯坐到半夜,大队长又找我谈话。她姓侯,四十多岁,黑瘦干瘪,没有半分女人味,也毫无个人的思想与判断。党成功地将她培养成一个只知执行命令的工具,只不过她不自知。

  她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通,看我丝毫没有“悔意”,将火气压了又压,没做更大的发作就叫我回去了。

  回去不久,“所领导”又来。这时已凌晨一两点。被折腾一天,我已到心力交瘁的边缘。

  “所领导”也是个工具,不过更阴险、更“高级”。他的“高级”在于他充当工具的“高度自觉性”,而由工具上升为工具的操纵者。

   因为他的“高级”,他比侯队长更“自重身分”,更有“耐心”,在说了一句他有百分之百把握“转化”我以后,就不再提“转化”二字,只问我认识不认识杨 静。他说杨静也是研究生,很能干,很“明白”,来了不久就“转化”,六月份就被“所外执行”释放。他说过几天杨静要回劳教所与学员们座谈,问我愿不愿意参 加。

  我想起在调遣处曾看过一份劳教所的内部报纸,报导两个法轮功学员因为“转化”已被释放,其中一个就是杨静。

  我说我不愿意,“所领导”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不再多说,只是很“客气”地叫我写份遵守劳教所纪律、在劳教所期间不炼功的保证。

  我脑里突然有一种赌气式的想法。心想不就是写保证吗?你以为我写了保证就等于放弃修炼吗?门也没有!再说你们说的不炼功不就是不做动作?不做动作有啥了不起?修炼是修心,你们懂不懂?保证就保证好了。

  于是我立即写下保证,他很满意地让我回去了。也许我的“赌气”只是表象,实质的原因是我本能觉得他“客气”得可怕。也可能是经过一整天折腾,我实在太疲倦,疲倦到没有正常的思维和意志。

  经过楼道时,看到十几个功友“面壁”而站。班里吸毒的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她们拒写保证。我筋疲力尽地想,她们是对的,我应该出去和她们站在一起。但这念一闪而过,我又筋疲力尽对自己说:明天吧。然后我一头倒在床上睡死过去。

  种草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这是劳教所雷打不动的起床时间。不管前晚睡得再晚,甚至根本没睡,每天都得这时起床。遇到什么领导、来宾要来检查工作或参观之类,那我们更得四点钟就被叫起来,“掘地三尺”地打扫卫生。

   过了几天,我才搞清楚宿舍的“地形”。楼的中间是楼道,楼道南北两边各有一排房间,包含宿舍、水房、厕所。楼道左右两道铁栅栏门,东边的那道将劳教人员 与队长的宿舍、值班室分开,西面的那道门后有个房间挂着“集训队”牌子,有三个人正被“集训”。这时新盖的蜂窝状的“集训队”专房还未启用。

   “集训”在劳教所是种很严厉的惩罚手段。没有法轮功学员之前,这种手段被用来惩罚那些在劳教所内还敢违法犯错、顶撞队长、不服管教的人。集训期一般是三 个月,在此期间,天天只许吃窝头、咸菜,不许采买、不许会见家属、不许写信、级别降到“严管”级、天天要比其他劳教人员起早睡晚等。如果被关禁闭,禁闭期 多长,劳教期就延多长,关完禁闭还要集训三个月。

  法轮功学员来了后,所有的规则都改了。打架斗殴、偷东西骂人都是小事,不“转化”才是大事。“转化率”达不到指定目标,警察就可能丢官、丢饭碗。从我们来了后,就再也没有其他类型的劳教人员下过集训。

  入所队享受的“待遇”,介于正常和集训的待遇之间,除了不用天天吃窝头咸菜,其他都差不多。劳教所的四周原是烂坟场、垃圾堆,野草丛生。十月份天堂河劳教所要争创“部级文明劳教所”,这样的环境是不够格的,于是我们到劳教所的第一种苦役便是将烂坟场改造成绿草地。

  北京的夏天,五点半天就已大亮,七月正是三伏天,一起床就闷热难当。

  劳教人员要出门干活,手续就跟皇上起驾出宫一样繁多。出门前要事先报告人数、干什么活、多长时间等,所里还要安排“护卫队”“护驾”,以防有人逃跑。

  出门的程序也很繁琐,先在楼道报数,出了楼门再次报数,列队开到大门口由带队警察将事先申请的“出门条”交给门卫,第三次报数清点人数,门卫验明无误后,电动大门才会带着刺耳响声缓缓打开。

  出门后气氛更紧张,护卫队全副武装的男警骑着摩托车来回巡逻;小哨手持彩旗站在劳役地点四周,监视全场的人;带队警察更是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要盯着干活的人,还要防着担任警戒任务的小哨──她们也是劳教人员,保不定也会起逃跑的心。

  在护卫队、带队警察、小哨三重监视下,我们的苦役生涯开始了。劳教所地处郊区,人烟罕至,只偶尔有路过行人好奇停下来打量。

  “种草”前,得先“拔草”。一人多高长得像树的野草得两三个人合力使劲,才能将它们从地里拔出。刚拔几棵,我的手就磨出大血泡。

  将野草拔光,垃圾、石块清净,才能开始种草。要种的是一块块像地毯的草。我们将草皮从卡车卸下,一块块搬到地里,使劲掰成一棵一棵,再等距间隔十公分种下,种出来的草得像接受检阅的部队排得横平竖直。这是最难的,很多时候种着种着就歪了,还得一棵棵拔了重来。

  我们没有种草工具,就是用手在地里刨坑。后来我们一到地里就低头四下看,在刚运走垃圾的地上寻找“漏网”的瓦片或木条。哪怕是一小块碎磁盘,也是可以拿来当工具的宝贝。

  由于“宝贝”难寻,本想揣在兜里带回去,下次干活时接着使,但干完活回宿舍前须翻兜搜身,什么也不能带回去。据说这是免得你用它自杀或伤人。后来我们只好将“宝贝”埋在地里做上记号,运气好的话,下次干活说不定还能找到。

  每天的劳役很重,要种草的野地有几千平方米大,有时我们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以上,最忙时早上五点半一起床就开到地里,干到吃饭时间,排队直接开到食堂,吃完饭马上回到地里接着干。

  天天蹲在烈日下苦干,汗水浸透衣裤。但是不管出了多少汗,我们从没喝过水,只能不间断干活。水分都从汗腺蒸发,倒免去上厕所的麻烦。再说劳教所门外根本没有厕所,所以我们种了那么多天草,从没有人要求上厕所。

  有一天入所队的中队长苏瑞带我们出工,有几个“二进宫”(第二次进劳教所)的吸毒人员认识她,干到半中午,她们壮着胆要求歇一会。

  苏瑞同意了,我们一屁股坐在泥地,顾不得干净还是脏。天闷得让人喘不出气,这一歇倒觉得更累。远远的马路,有辆出租车经过。杨建萍满眼艳羡低声说:“真想坐上那辆车回家啊!”

  另一个吸毒的问:“苏队长,我们能唱首歌吗?”

  “唱吧。”

  十几个吸毒的似乎也没商量,就唱起同一首歌。这是一首她们自编的歌,在戒毒所、拘留所都很流行,名叫“我要回家”:

  “一进了监狱的门哪,才知道监狱的苦。吃的是窝窝头呀,睡的是光板床……我含着眼泪呀,叫一声爹和娘,点点滴滴伤心的泪水就挂在了儿的脸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我的妈妈。我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我不去看她,谁去看她……”

  唱着唱着有人哭了起来,眼看就要“军心大乱”,苏队长急喝:“停!……”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每天最苦、最难的不是在太阳下蹲得双腿发软,不是用磨出血泡的手在地里刨坑,也不是好容易将草种上又发现种歪要拔了重来,而是每天早上刚醒的一刹那。

   虽然每天累得死去活来,但一睡觉还总做梦,一梦就是在牢里,从这个牢出来又进那个牢,似乎永无出头之日,梦中的我苦不堪言。醒来的第一念就是:天哪,原 来我只是在做梦!太好了!但这种兴奋持续不到一秒就马上意识到:现实比恶梦更糟,我不但还身在劳教所,而且马上又是一天漫长的苦役……。

  梦里梦外都是牢,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心中的苦更甚于梦里。加上全身沉得像铅似的,多么想再睡一会。如果我不是以“修炼人”三个字来激励自己,用极大的意志咬牙从床上翻身而起,我很可能立刻全线崩溃,再也别想爬起来。

  认罪认错 薄弱环节

  进了劳教所,很多较敏感的人都说这地方阴森森,像有什么阴险的东西藏在看不见的地方,先不急着把你怎么样,因为它有的是时间,但它一定会慢慢来摆弄你。

  刚开始我还没感觉,当警察让我们写“认罪认错书”时才感受到。可怕的不在于别的,而在于同来的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出现意见分歧。

  主张写“认罪认错”的学员说,写个“认罪认错”也没什么,公安部的通告是说了不许在任何地方张贴、悬挂有法轮功字样的条幅等,我们上天安门去打横幅,不是违反这条么?认个罪认个错有什么,又不是说不修炼了。

  这种说法让我某根神经警觉起来。我感到真正的问题来了,空气中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但问题在哪里?到底多严重?却说不出,只是强烈感觉:这个什么“认罪认错”决不能写,这道防线一定要守住,决不能再退,否则就完了。

  这个强烈的感觉让我意识到我那个保证也写错了。炼功是法轮功修炼的内容之一,我保证不炼功,不就跟保证不修炼一样吗?

  意识到这点,我在“7.20”一周年那天正式写了一份声明,收回我的“保证”。我将声明交给苏瑞,她一脸愠怒,不过忍住没有发作,因为她们这时已制定“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暂时还不到对付我。

  有一天,同班一个名叫王蓉的法轮功学员被叫走,很久没有回来。王蓉二十岁出头,双眼几乎失明,看东西要拿到眼前三五公分才能勉强瞧见,走路没人扶就会跌跌撞撞。

  她的行动不便常被警察和小哨讽刺:“瞧你那德性!还炼法轮功呢!炼了半天怎么没把你的瞎眼炼好啊?天天白吃饭不干活,除了造粪你还会干什么?还不赶快转化回家,给劳教所省点粮食!”

  因为她看不见,我们种草时她只能蹲在草堆旁用手摸索着将大块的草掰成一棵一棵,再颤颤巍巍抱到我们身边。偶尔拌脚连人带草摔出去,我们都在低头干活,没人看见,她只好在地上一棵一棵摸索那些摔出去的草……。

  但她从没可怜过自己,脸上总挂着笑,不管别人怎么羞辱她都不生气。

  那天我没注意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只觉哪里不对了,却又找不出缘由。

  过了两天无意中瞥见她的胸口青了一大片,我才发现她脸上的笑意不见了!

  “王蓉,你怎么啦?谁打你啦?”

  她的泪扑簌簌掉下来,却死也不肯说她到底怎么了。

  再过两天她被调到二班去,搬着铺盖卷走时,一直在哭。

  又过了好些天,我们才辗转打听到,原来三班的管班队长看准王蓉是个“薄弱环节”,决定从她下手,打开让我们“认罪认错”的突破口。她将王蓉交给吸毒的小哨,将她弄到集训队旁的空房毒打,让她“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等。

   “骑摩托”、“壁虎爬墙”、“飞着”分别是三种刑罚,前两种望文生义,就是长时间保持“骑摩托”或“壁虎爬墙”的姿式不许动。“飞着”则是让你先面朝墙 站着,再使劲低头冲下,身体从腰部打弯,成为一个U字形,整个背部贴在墙上,再将两条骼膊上举,也贴于墙上,就这样待着不许动。一般人“飞”上几分钟就不 行了,有人最高记录坚持了四十多分钟。

“壁虎爬墙”(真人演示,明慧网)
“骑摩托”(真人演示,明慧网

  我不知道王蓉是“飞”了多久后写了“认罪认错”书,只知她作为第一个被突破的“薄弱环节”,羞愧得要命,所以我们怎么问她都只哭不说话。

  故旧变标兵

  过了几天,“所领导”又找我,旧话重提:那个座谈会机会难得,不去参加太可惜。

  我没再坚持不去,没多久小哨就叫我名字,让我到楼道集合。同去的还有两人,其中一个是我第一次被关在派出所时认识的古华,她与我和王俭同属崇文区第一批被判劳教。

  三人排成纵队,在苏队长押送下,来到大门外的所部办公楼。

  一进座谈室,迎面就看到一张熟识的脸。这人三十多岁,我被抓前在一个功友家见过她,那天很多人都说要在“4.25”一周年时去天安门,只有她说她不想等到“4.25”,一天也不想等,13日就要去。她的决心大得谁也拦不住,我当时很佩服她的勇气和坚决。

  这时再见到她,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温暖,我向她点点头,她认出我,也向我点点头。

  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身边,抢在警察给我指定座位前坐在她旁边,琢磨着怎么找机会跟她说话。看到她戴着的胸卡,才知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椭圆形的大会议桌已坐满人,有十几人穿着劳教人员的衣服,另十几人是警察。桌上摆着切好的西瓜,墙上有块黑板,花花绿绿写着一些字,好象是“欢迎某某某回所座谈”之类。

   主持会议的“所领导”说,本来是请六月份得到“所外执行”已“转化”的原法轮功学员杨静和唐淑贞一起回来,但很遗憾杨静工作忙,来不了,只请回唐淑贞。 谈之前我先说两句,唐淑贞文化不高,不善言辞,大家要遵守纪律,不要打断她。有什么不同意见下来再讲,尤其是入所队的三名新生。说到这里,他有意无意看我 一眼。

  “久闻大名”的杨静不来了,倒让我有些意外。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惊人消息:劳教所头号“转化”“标兵”杨静并不是因工作来 不了,而是当时就在劳教所的禁闭室关着。!原来她被放出去后,警察请她到派出所去“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谁知她没把那些人“转化”过去,那些人却将她“ 转化”回来。她“转化”后马上又到地铁站去发法轮功传单,再度被抓。这等于给天堂河一个响亮的耳光,劳教所严密封锁此消息,一直将她秘密关在禁闭室。

  唐淑贞四十多岁,是在场唯一着便装的人,看起来确实老实不善言辞。

  她怯怯开了场,大约谈的是“转化”如何好、回家团圆一家人如何安定团结、以前如何因炼法轮功坐牢而伤害家人之类。

  我听了一会,举手问“所领导”:“对不起,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问她吗?”

  “所领导”有点意外,又不愿破坏精心营造的“已转化法轮功学员与我所新生亲切交谈”的“良好”气氛,压着火气说:“你问吧。”

  我看着唐淑贞的眼睛问她:“你想不想修了,是你个人的问题,但你炼过功,也看过老师的书。我只想请你摸着良心回答我一个问题:老师宣扬过地球爆炸吗?”

  她被问住了,说不出话来。“所领导”紧张地盘算怎么收拾“残局”,我也赶紧想下面该怎么说。这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坐在我身边的胡秀英突然开口:“《转法轮》第18页,李洪志说……”

   她哇啦哇啦叫嚷起码半个多小时,将《人民日报》社论远远比了下去。因为社论只是“粗笨”地造谣,她却是“精细”地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她将《转法轮》谈 到的史前文明歪曲为鼓吹地球爆炸,从这里开始扭曲《转法轮》,进而大骂法轮功如何如何地“邪”,李洪志如何“不真”、“不善”、“不忍”。她言辞中的阴险 和凶残,都隐藏在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的生命像突然被分成至少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我惊呆了,似乎是我正张开双臂,满腔热忱向“ 他乡故知”跑去,她却掏出匕首,朝着我的心窝就是一刀。这个三个月前不顾一切要上天安门,为了法轮功死都不怕的人,怎会一下子“反”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 恶魔呢?是我神经错乱,还是她神经错乱?!这一惊让我差点从椅上摔下来。

  第二层次的我却纹丝未动,似乎这一切早在我预料中。我恬淡望着窗外的天空和田野,好象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

  第三层次的我说:真正的、最严峻的考验来了。我回去一定要马上把她的情况讲给其他学员听,好让她们有心理准备,给她们打个“预防针”。

  等她终于讲完,我再次举手对“所领导”说:“我能谈谈听了她的发言的体会吗?我只说三句。”

  “所领导”这时心情好极了,胡秀英的发言在他看来是“力挽狂澜”,将唐淑贞和座谈会的局面都“解救”了。

  得到他的同意,我说:“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感到很惊讶:她‘转化’得这么彻底,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所外执行’?”

  “所领导”还没来得及讲话,急性子的侯大队长就先开口解释。胡秀英也抢着说:“今天上午我先生来看我,我还对他说,你先别高兴,我还不回去呢,我要留在这里帮队长做其他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工作。”

  我在心里问她:你刚才发言说你以前为了法轮功去坐牢,你先生头发都急白了你也不管,也不回家尽你作妻子的责任,真自私等,那你现在明明可以回家却不回家,怎不说自己自私了呢?

  但我知道这时的她已不可理喻,因此没有去接她的话,只继续说:“我的第二句话是,我要感谢胡秀英……。”

  我的话还没讲完,侯大队长又插进来。她以为胡秀英的一番话已将我转化过来,让我从法轮功的“精神枷锁”跳出来,我才要“感谢”她。

   好容易等她讲完,我才接着说:“对不起,刚才我第二句话还没有讲完,现在接着说。东方人修炼讲‘悟’,西方人修炼讲‘信’。我要感谢胡秀英帮我修了一把 ‘信’,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我修炼法轮功的体会是,我相信‘真、善、忍’是宇宙的最高特性,不管别人有没有做到‘真、善、忍’,我都要做到‘真、 善、忍’。就这三句话。谢谢。”

  最后一句是针对胡秀英对李洪志先生的个人攻击说的。我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去为师父的品行跟她们纠缠,“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所以我选择那样讲,堵住她们的嘴,表明自己的心。

   讲完这三句话,我很舒畅,顺手拿起面前的西瓜吃了起来(这是我在劳教所唯一一次吃到西瓜)。其他人也开始发言,才知来的大部分都是已经“转化”的人。最 后“所领导”满意地总结,今天的会开得很好,为了把劳教所的工作做好,大家今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只管提;现在准备散会……

  我突然想起王蓉胸口的伤,第三次举手说:“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可以提吗?”

  “所领导”楞愣了楞愣,勉强说道:“提吧。”

  “请问,调遣处也好,劳教所也好,允许劳教人员打其他人吗?”

  我的问题像一颗小手榴弹扔在已经站起来准备离去的警察中间,一下子炸出好多不同的反应。有人吃惊,有人尴尬,有人愠怒,还有一男一女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只定定盯着我看。

  这一切我尽收眼底,又像什么都没看见,静静坐在原处望着“所领导”,等着他给我答案。“所领导”下意识搓着手,绕了八百多个弯子,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具体问题要具体调查,有什么情况可以直接找本队队长反映,不要听信谣言。”座谈会就“圆满结束”了。

  回到班里,我立刻将座谈会的情况讲给功友听,她们都非常震惊。我说这下子我知道我们在劳教所要修什么了:“坚定法”,就这三个字。

  草种得刚有眉目,六讲十二课时的“系列讲座”就开始了──这是劳教所想出来“转化”我们的办法。“讲座”内容基本就是反复重复《人民日报》的社论。“主讲人”除了警察,还有大学哲学教授。听“课”礼堂四周还有手执电棍的男警“侍候”。

  “第二讲”的女警是调遣处的管教科科长。我在调遣处没跟她讲过话,但对她印象深刻。有一天她路过我们窗边,瞪着她纹着粗黑眼线的双眼往里面随意一瞥,就这一眼让我记住了她。她的眼睛后面蕴藏的恶毒,甚至那一瞥之间就将眼光所扫过的地方全部覆盖,让人不寒而栗。

   她先是将世界上的邪教所干过的令人发指的事条条罗列,接着强调《人民日报》关于炼法轮功“自杀”、“剖腹”、死了多少人等谣言。提到法轮功时,她的语气 格外充满仇恨,音量大到极限,通过高音喇叭传出来,只觉整个礼堂都在跟她一起叫嚣。讲到最激动处,她几乎要用力过猛而从讲台上摔下来。

  正当我努力约束自己,不让自己的情绪被布满礼堂的恶毒喧嚣带动,礼堂后面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法轮大法是正法!”

  我转过头去,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鹤立鸡群站起来,好几个警察疯狂向她扑过去,捂嘴的捂嘴,扭骼膊的扭骼膊,三下五除二就将她拖出礼堂。几个手持电棍的警察也跟过去,所有电棍一齐劈叭作响。

  礼堂的秩序很快就恢复,“讲课”的警察面不改色继续叫着。几个月后,有人在劳教人员医院中见过这个老太太。她那天喊完那句话就被送进集训队。她在集训队的情形不清楚,只知她被送到医院时头上有好大的伤口,头盖骨可怕地露在外头。

  织毛衣的白痴

  “系列讲座”还没讲利落,毛衣活又来了。之前,我常看到二中队的人下楼去食堂吃饭时,手里抱着毛衣针,骼膊或衣服扣子上挂着盛线球的塑料袋,边走边织。我心想:这也太过分了吧,走路还织?

  这天警察突然通知我们,二中队接了一批织活,时间很紧,我们队必须分担四十件。各班马上选一个“劳动员”到队部“学活”。

  劳教所每班有一个“劳动员”,负责去学生产技术、工艺流程和质量要求,回来后教会班里其他人,再将分配到本班的任务分到每人手里,并保证本班所有产品的质量。

   我被指定为三班的“劳动员”。到队部办公室时,看见里面坐着从二中队请来的“技术员”,几个人已围着她在学。她叫张蕾,脖上挂着一根皮尺,鼻尖冒着细密 的汗珠,年龄只有二十多岁,可头发已经花白。“在劳教所,我就看这张床亲!比妈还亲!”这句话就是她说的。她是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好象判了两年。在劳 教所三教九流中,“贩黄”的人有着贵族般的优越感,不大看得起其他人,她们和班长、小哨及“质检员”一起,组成劳教人员的“上流社会”。

  张蕾教得很细心,我起的头太松,她替我拆了三次。西方社会一直在谴责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的强制劳动制,但许多劳教人员已接受这样的观念:被判劳教就该拚命干活,哪有犯了错误还让国家白养活的道理?

   劳教所每年都有利润指标,不能不完成。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许多工厂都停业,“找活”不是易事。但劳教所的人工成本约等于零,这一竞争优势谁也比不 上,所以当一般工厂都找不到活时,劳教所总是有“生意”。北京女子劳教所几个比较固定的主顾是附近几家乡镇企业,它们接了出口订单再以低价转包劳教所,从 中渔利。我知道名字的有“顺华”和“凤凰”两家针织厂或毛衣厂。那几个加工厂的小师傅经常出入劳教所来教新工艺、把关质量,张蕾等“质检员”跟她们混得很 熟。

  我学了一晚,才知道大概程序。最难的部分在于尺寸的把握,因为是出口的统一产品,工艺要求很严,比如说100行织出来必须是50公分,长了短了都不行,误差不能大于1公分,否则就得拆了重来。这点最难,许多人曾拆得直哭鼻子。

  从没织过毛衣的人更麻烦,就跟小孩刚学写字,连毛衣针都不知怎么拿,哆嗦半天也织不成片,一急手里还直出汗,白线都织成黑的。

  记不得我们赶织了多少天,只记得天天都得从早上五点半一直熬到晚上一两点,困得死去活来,才能按时完成定量。这时我再也不觉得二中队的人走路都在织毛衣过分,只恨自己没有塑料袋盛线球效法她们。

  这天终于将四十件毛衣交上去,晚上“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等着就寝通知,等到半夜,却等来入所队交上去的四十件毛衣有三十九件都不合格的消息!而毛衣明天就必须上飞机,不能延误交货期!

  分管生产的小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一张张困得苦瓜似的脸,“仗义”地说:我知道现在就是打死你们也改不出活了,这样吧,我让集训队的张丽帮你们抢一下,你们每班出两人去给她打下手。明天白天我给你们请示让你们睡觉。

  这时,我已困得想吐,但一想班里就我还算手快,我不去谁去?

  我硬着头皮答应,小哨叫一声:“好!够意思!”,就将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带到临时辟作集中“抢活”的禁闭室。

   禁闭室有三个铁笼子,每个只有半人高。想来被关禁闭的人只能猫着腰待在里头。三个铁笼子占了禁闭室一小半地方,其余地方则堆满打回来的毛衣,每件都缝着 一张小纸条,标着不合格的原因,有的是袖子与身子缝合处不平整,有的是领子少织两行,有的是花样排错,有的是尺寸不合格。

  张丽才二 十岁,因吸毒进来的,很快就要到期走了。一年多的劳教期她的技术看来已老练得很。她有条不紊将毛衣上的纸条拿开,该剪的剪,该拆的拆,该缝的缝,然后将活 一件件派给我们,指挥我们干这个干那个。她说,这算什么呀,以后这样的事多了,活最紧时,一个后片我们分成三人织,织出来将三截缝在一起,还不是照样上飞 机?你们想在劳教所混,就得学会缝活,有织错的地方一刀剪了,改过来再缝上就是,都要拆了重织,哪有那功夫?

  “缝活”是一项较难的工艺,就是将织物从中间剪开,将错的地方改织过来,再用针将被剪开的地方缝上,缝完要一点也看不出修改过的痕迹。我后来学会缝平针,但缝花样针的技术到底还是没有学会。

  我抱着分给我的活,拚命瞪着眼睛织着,恨不得找两根火柴棒将眼皮撑起来。织着织着,只觉两眼白茫茫直犯晕,一阵阵恶心,意志稍一放松就会一头栽在那里。

  渐渐的,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白痴在梦游,对一切都失去记忆和知觉,却还知道拚命织手中的毛衣……。

   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亮的,也不知道任务抢完没有,或者什么时候抢完的,只知道当通知我们这些抢活的人去楼道排队到食堂吃早饭时,我心中空荡荡的,有种受 骗感。答应向警察要求让我们睡觉的小哨不知去向,新接班的警察白天照样让我们开到地里去种草。漫漫长日,我每时每刻都在拚命集中意志,但每时每刻都像飘在 梦中茫茫然,只有大脑深处无比遥远的某个地方有个模模糊糊的恐惧。一个意志要随风飘散,精神要分裂的恐惧,一个成为走到哪里双手都奋力织毛衣的白痴的恐 惧……。

  从这天起,我对“不让睡觉”恐怖,有了刻骨铭心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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