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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文藝創作之間,是創作者實踐尊嚴和自由感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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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發言呼應主辦單位:“政治與文藝創作之間,是創作者實踐尊嚴和自由感的場域”。)

曾铮

我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理學硕士研究所,本來與文學無緣,但因命運周折,自2001年到2003年期間,寫下長篇紀實文學《靜水流深》;目前我在澳洲擔任一份中文雜誌的副總編輯。

《靜水流深》這部自傳,今年初首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並在台灣登上暢銷書榜,書籍內容由兩條主軸貫穿:一條宏觀的軸線是,中共跨世紀最大規模的人權迫害──即對法輪功的鎮壓;另一條微觀軸線為,個人親身遭遇的真實見證。

我 於1997年修煉法輪功後,醫師宣判藥石罔效的肝疾,奇蹟式地痊癒;但由於中共於1999年7月全面非人道鎮壓法輪功,我因而三度被捕入獄,前後一年餘, 在獄中遭受中國獄史上難得一見的酷刑及種種非人待遇;我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残酷考验.我所亲历和见证的一切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将 这一切记录下来,献给现在和未来.它也是一段對我信念持守,生命意義追尋的重大功課。
我秉持法輪功的“真善忍”信念,走過人間煉獄后,我一边写作一边並輾轉逃亡至澳洲。

“寫下來”,只為見證歷史,我本無意涉入政治;就像法輪功學員從不涉入政治。但如同許多文學創作中描述的命運意外,在文學創作與政治參與上,我都遭遇了實際人生的連串意外。

發表《靜水流深》,揭露了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再度成為中共打壓的對象,它不但自出版之初即成禁書,甚至傳閱《靜水流深》資料的大陆民眾,都被遭中共拘捕下獄!

政治與文學,都是承載/輸送人類信念的載器(DEVICE),我相當同意二位英國學者在政治上為人民謀福利的共同認識:亞當•斯密在《国富論》以及边沁的實利主义(Utilitarianism)──:政府的目的,是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好的政治人物,真誠為最大多數人民謀求最大福祉;文學為抒懷弘志之事,好的文學創作者,如文化研究者張開焱在<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論表述>所說:
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態和命運、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關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關注政治,他的創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間接涉及政治,中外文学史上眾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圖、政治意向、政治效果的。
就像我們也在孟浪等關懷人權的作家的作品中,永遠可以讀到人道主義的氣息。

法輪功關係到全球上億人的活動,普世的程度,從教授學者到村夫村婦都參與其中。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專家何清漣曾說明,她何以討論法輪功這個重大的人權主題註解:「法輪功的爭議見仁見智,但無論什么人,都無法贊成用如此暴力手段對付一個社會群体。」

浦士納法官曾經註解:「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於代價。」法輪功已為中共的不良政治體系付出嚴重代價,中共對法輪功鎮壓,也在付出人心向背的代價。

直到今日,中共對法輪功族群施加的迫害,尚未停止,每天都有人死亡,每天都有人在獄中遭受《靜水流深》書中描述的那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我在《靜水流深》的書寫,只足以管窺這部史無前例大歷史的一小塊拼圖。

我想,无论是政治家,抑或是文学家,都应该首先遵从超越于政治和文学的天理.希望政治與文學的美好結合,应该不但是追求人性尊嚴與人生而自由的場域,它們更成為實踐宇宙法理的載器,經由真誠善良大忍的政治家/文學創作人,应该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恆久的幸福。

 

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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